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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箕子 朝鲜 平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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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名著《史记》中记载,商代最后一个国王纣的兄弟箕子在周武王伐纣后,带着商代的礼仪和制度到了朝鲜半岛北部,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并得到周朝的承认,史称“箕子朝鲜”。 《汉书》的记载,中国的周武王灭商之后,令商朝遗臣、太师、商朝末代国君纣之叔父箕子(又名胥余,子姓[1])搬迁,联合土著居民建立“箕氏侯国”。在汉朝初时,燕地封王卢绾背叛汉朝,前往匈奴亡命,其臣卫满亦一同前往,并带同千余人进入朝鲜半岛。之后,推翻了古朝鲜的哀王,并取得古朝鲜的首都王险城,被推翻后称卫满朝鲜. 《汉书·地理志》记载著,箕子教朝鲜人民礼仪、耕织农耕及养蚕,还带入了大量青铜器。受商朝文化的教化下,还定下“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的法律条文(出自《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大大地改善了朝鲜人民的生活。 箕子是中国商朝末年纣王的叔父,名胥余,因封国在箕,所以称箕子。箕子与比干、微子并称为商纣王时期的“三贤”,也就是孔子在《论语·微子》中称赞的“三仁”(三个仁人)。商纣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他残暴无道,而且不听任何劝谏。于是微子离他而去;比干坚持劝谏,却被剖心而死;箕子则装疯卖傻以求自保,结果还是被囚禁了起来。 周武王灭商后,释放了箕子。至于箕子是如何移居朝鲜半岛的,根据汉初儒生伏生所传《尚书大传》的说法,箕子是因为不愿意周朝来释放他,而自己前往朝鲜的。周武王得知消息后,便将朝鲜封给了他。箕子在接受周朝分封后,曾经朝见过周武王。武王向箕子请教人伦规范,箕子便作《洪范》,向武王讲述定国安民的道理。司马迁《史记·宋微子世家》的记载与《尚书大传》大致相同,只是先后次序略有不同,它认为是周武王先向箕子请教,箕子告以《洪范》,然后武王才封他于朝鲜,以表示不以他为自己的臣子的。班固《汉书·地理志》则认为,箕子来朝鲜的时间是在商朝末年,而不是武王灭商以后。当时箕子也许是看到商朝大势已去,便率领一部分商民迁居朝鲜。后来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只是承认一种既成事实罢了。 以上古代汉文资料的记载,虽然存在一定的出入,但都不否定箕子入朝鲜这一事实。朝鲜的早期历史文献,如《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也都赞同这种说法,并肯定箕氏王朝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对于箕子入朝鲜之事,考古学材料也透露了一些信息。中国商、周之际,大致相当于朝鲜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中期。在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器,有石斧、石镞、石刀等。特别是其中数量众多的半月形石刀,这正是中国龙山文化的典型特征,中朝学者普遍认为它与商朝的灭亡是有关系的。可能是由于商、周易鼎,大量商民不愿意受周族的统治,而经过东北迁移到了朝鲜半岛。 从神话和民俗学角度来考察箕子入朝鲜之事,似乎也能作出一定的解释。古代黄海、渤海沿岸,属于东夷地区;而商族活动区和朝鲜半岛地区,便是属于这个区域。在神话传说中,东夷族应该都是“卵生”的部族,如同《诗经》里所传唱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实际上也就是以鸟为图腾,作为部族的崇拜物。正因此,古代东夷族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民俗,如像商部族盛行的鸟图腾、支石墓(墓葬石棚,有桌形和棋盘形)、拔齿习俗等,在朝鲜半岛的青铜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0到前5世纪)也普遍存在。这种共同的神话传说和民俗风格,当然还有相邻的地缘关系,使得箕子在商朝灭亡后,东走同属东夷地区的朝鲜半岛,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乐浪朝鲜民”,指汉武帝时期设置的乐浪郡及其治所朝鲜县的过去箕氏王朝统治时期的百姓。对于“犯禁八条”这一成文法,中朝学者一般认为应该是商、周之际来自中国的流民集团制定的。而成文法的制定,是一个社会具有较高文明的标志。“犯禁八条”虽然内容记载不全,却足以反映古朝鲜人的文明程度。 从近年在朝鲜平壤城南发现的箕田,也可看出殷商农业文明对于古朝鲜的影响。据朝鲜朝学者韩百谦的《箕田考》记载,箕田方正有规则,与中国商朝甲骨文中的“田”字相吻合;每田分4个区,每区有田70亩,与中国“殷人七十而助”的文献记载相一致。箕田的出现,决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应该说是受商朝耕作制度影响的结果。 据《史记》记载,箕子在朝鲜立国后,曾经回到周朝国都朝见周王。当经过殷商故国,看到过去华丽的宫殿,如今已成为废墟,禾黍丛生时,箕子十分伤心,便作《麦秀之诗》咏道: 麦秀渐渐兮, 禾黍油油。 彼狡僮兮, 不与我好兮! 诗中所说的“狡僮”,指的就是商纣王。商朝遗民听到这首诗后,都感伤不已,不禁痛哭流涕。 箕子朝鲜乃殷商遗裔在朝鲜半岛上所建地方政权,臣于周,后又臣于秦,为周秦海外之属国。箕子朝鲜为卫氏朝鲜所取代,卫氏朝鲜为汉之“外臣”、属国。汉武帝伐朝鲜,裂其地为四郡,为汉的边疆辖区。有了箕子朝鲜,方有卫氏朝鲜,方有汉之四郡,方有高句丽史、渤海史,从而构成了东北古史、东北民族与疆域史的基本系列,而箕子朝鲜是为中国东北史之开端。 |